《国际循环》：您认为我国近两年心血管疾病学科发展的情况怎样？ 徐成斌：心血管疾病近两年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，国内基本上能跟上国外最新的理念和发展。对于有些专家来说每年都要出席几次国际性学术会议，包括美国的2次会议：ACC和AHA，欧洲的ESC、ESH，欧洲的心力衰竭会议等。类似的会议有很多，国内医生的参与、及时交流是我们能够跟上国际水平的重要原因。另外媒体也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，诸如《国际循环》等报刊、网络版都是很好的。 《国际循环》：近年来比较热的观点之一是强化降脂，降脂是冠心病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您如何看待国内的降脂治疗？ 徐成斌：我认为强化降脂在中国来说，对象应该是小部分的人群，绝对不是大部分人群。根据危险分层，中国人的血脂水平跟欧美相比差距较远。2004年卫生部公布的全国城乡居民营养情况调查，还有阜外医院和安贞医院以及亚洲地区的一项统计显示，胆固醇增高的比例不到3%，甘油三酯升高较多，为11.9%。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美国相比较高，他们平均胆固醇水平210mg/dl，我国只有180mg/dl；美国人的甘油三脂水平比我国也要高一些，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则比我们低很多，这些特点说明中国人血脂水平与国外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大量研究都是国外做的，强化降脂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一小部分人群需要，冠心病高危和极高危的患者需要强化治疗，加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的幅度，超过最低标准的患者降脂大概要达到40%以上，靶目标要稍微低一些，但不是越低越好。目前国内主要的问题是约80%以上该达标的未达标。 《国际循环》：这次在中国指南里这个观点有没有体现出来？

徐成斌教授接受本报采访			徐成斌教授在会场

徐成斌：这个观点只是指南的一小部分，我国的指南与国外指南很不一样。我们把高血压作为很重要的因素，因为中国高血压患者很多，高血压病发病率调查结果是18.8%，所以心脑血管病的事件高发。FEVER研究表明，中国高血压人群发生卒中和心梗的比值比为8.0或8.7，中国人脑卒中多于心肌梗死，而外国的心肌梗死多于脑卒中；国际上的指南不包括这些。我们的降脂是逐步进行地，对于一小部分极高危的人群，需要更低一点的血脂水平，需要低到什么程度还没有证据，制订指南时主要是参考国外的情况。关于大剂量他汀的应用，副作用不可轻视，基因、环境都有差异。比如罗苏伐他汀，同样的剂量在美国白人、华人、黑人中反应是不一样的，尽管国内这几年来血脂水平升高很快，但受到高胆固醇影响的事件跟欧美远远不一样。 《国际循环》：中国在降脂治疗方面以后需要补充那些内容呢？ 徐成斌：我认为中国人应该适当地强化、适当地降脂（至少LDL--C减少30～40%），高危人群血脂应该降得稍微低一些，我们没有证据说明是否也要降到70mg/dl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适当降脂是可行的。单独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，即使达到了标准，心血管事件还是不能减少。另外一个问题在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，用他汀类药物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得低一些，如果能见到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的一些改变，那么对于斑块的逆转会带来很大的希望，理论上说心血管病就能大幅度地下降，这样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做。调脂领域还会有很大的发展，冠状动脉病、心脑血管病都是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，降脂治疗除了可以逆转动脉粥样硬化以外，有些他汀用于高血压患者，使血压降得更低一些，也有很大好处。逆转斑块有很多办法，总体来说，高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把它降下来，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要把它升上去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功能要得到改善。但现在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否就能减少事件，血管壁受到这么多年的损害是不是能够完全逆转，恢复正常的生物学功能，这个问题远没有解决。 《国际循环》：您觉得现在媒体在报道传播学术进展方面还有那些需要改进，需要更关注哪些内容？ 徐成斌：我觉得作为专业媒体，内部的学术辩论非常重要，求知的过程就是讨论的过程，不怕争议。比方说国外的专家在前年作过报告，关于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（ARB）引起心肌梗死，对此我提问有什么证据呢？回答说证据现在尚不确定，目前都是联合研究。如VALUE研究中，对于高血压的高危人群，一组是以络活喜为主的联合用药，一组是以其他降压药为主的联合用药。对于心肌梗死患者来说，以络活喜为主的联合用药相对较少，统计学差异不是很大，但能否由此证明使用安慰剂和ARB到底谁出现的心肌梗死多呢？直至目前还没有证据，但一项大规模的ARB荟萃分析已否定了这一结果。唯一论证是在一项基础研究中发现，使用ARB后容易引起血栓形成。